敌基督，有效利他主义

在 Peter Thiel 的敌基督主题讲座里，Dario Amodei 被放进了一张幻灯片。第一讲的幻灯片把奥巴马、通贝里、教宗利奥和 Dario 的头像排在一起，代表一个因惧怕末日而试图阻挠技术进步的联盟，Thiel 把这些要求减速的人统称为敌基督的军团。

推荐看这个了解 Dario：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26/11/05/technology/dario-amodei-anthropic-ai.html

慈善就是算术题

Anthropic 的 CEO Dario Amodei 和硅谷投资人 Peter Thiel 在 AI 议题上针锋相对，一个呼吁放慢研发进度，一个反对任何监管减速。

两人的早期轨迹在同一个圈子里：有效利他主义（Effective Altruism，简称 EA）。

EA 讨论的起点很简单：钱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，怎么做好事效率最高？1972 年，哲学家彼得·辛格发文提出，救一个远方素昧平生的孩子，与救眼前的落水者，在道德责任上并无不同。两千年代末，一群推崇数据与量化分析的年轻人把这个理念做成了评估工具。2007 年 GiveWell 成立，用实证数据计算慈善机构的投入产出比；2009 年 Giving What We Can 倡议捐出个人收入的 10%；2011 年，Effective Altruism 正式定名。

一旦开始用数学给公益项目排优先级，衡量标准就落到了三个维度：影响规模、被忽视程度、可解决性。照这个算法推算，常规的扶贫和医疗很难排到第一；得分最高的必然是那些发生概率极低、但一旦发生就会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，比如超级疫情、核战争和失控的 AI。因为分母是全人类的存续，算出来的预期收益接近无穷大，AI 安全由此成了头号议题。

纽约时报，我在 2026 年 11 月 6 日 看到的报道：Dario 说制止结核病在“成本效益”方面更优越，因为它服务于成人，而“成人能够拥有比婴儿更深刻、更丰富的体验”。“我认为成人死亡可能比婴儿死亡糟糕2到3倍。”

EA 圈子给AI 安全研究这个领域提供了最早的资金、人员和分析框架，探讨怎么把小概率、高后果的风险当成严肃课题来研究。Open Philanthropy 等机构资助了大批早期 AI 安全项目，Anthropic 创立时的不少早期投资人和员工也出自这个圈子。《金融时报》曾做过统计，Anthropic 有 60 多名现任和前任员工签过捐出部分收入的承诺。

不过 Anthropic 并不是一家纯粹的 EA 公司。Dario 和妹妹 Daniela 早期都接触过 EA，但两人现在都不再用这个标签定义自己。Dario 对 AI 风险的判断主要来自技术一线。他本硕博读的是物理和生物物理，习惯看规模曲线说话；从百度、谷歌到 OpenAI，他在实验室里亲眼看着模型能力随算力规模一路往上跳。他还多次提到过一段个人经历：读大学时父亲因病去世，仅仅几年后，针对那种病的疗法就取得了突破。EA 对他而言更像早期的同路人，他自己的危机感直接来自实验室里的数据曲线。

资助人倒戈

Peter Thiel 早年也是这个圈子的金主。2005 年前后，Thiel 就开始出资赞助尤德科夫斯基创办的 MIRI（机器智能研究所，主攻 AI 风险），2014 年还去 EA 峰会做过主旨演讲。

FTX 破产后，Thiel 彻底转向，成了 EA 最严厉的批评者。

2025 年起，Thiel 办了一系列主题为敌基督的私人讲座。根据流出的录音和媒体报道，他的核心论点是：敌基督不会以毁灭者的面目出现，而是打着和平与安全的旗号，靠不断渲染末日危机上台，最终建立一个世界政府。尤德科夫斯基、写《超级智能》的博斯特罗姆，以及环保少女通贝里，全被他归入敌基督的军团；他甚至提出，敌基督很可能就是一个大慈善家或有效利他主义者。

到了今年 9 月，他在沃尔特·艾萨克森的播客里态度又有些微妙。他依然批评 EA 像邪教，但紧接着补了一句：有一件事他们说对了，AI 确实要来了，会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，而且可能被武器化。随后他把话题引向 Anthropic，暗示这家公司能在商业上跑出来，单靠意识形态是解释不通的。

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因为 Dario 1999 年的时候，担心过千年虫问题。